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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钟情到冷静,郭沫若与泰戈尔的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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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北京晚报

1921年8月,郭沫若的诗集《女神》问世,引发了诗坛革命性的震撼。以《凤凰涅槃》《天狗》等为代表,其中前所未有的激荡情绪,传达出了“五四”时期除旧革新的精神。

熟悉西方诗歌的读者,很容易在其中发现美国诗人惠特曼对郭沫若的重要影响。

但是,细心的读者阅读此诗集时,一定会在另外数首宁静、平和的精美小诗中感受到另一种韵致——《新月与白云》《鹭鸶》《春愁》《鸣蝉》《晚步》……这些诗,在诗集中排列其后。有的读者,甚至评论家,都以为那些奔放、粗豪的诗是作者激情青春的初期尝试,而这些宁静、平和的小诗,想来该是诗人激情消退,技巧成熟后渐渐冲淡的所获。这考虑虽然有相当的道理,可事实却并非如此。

郭沫若初识泰戈尔的诗

1914年9月,郭沫若以半年的刻苦攻读,考取进入了日本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。当时他与一位本科三年级的亲戚同住。一天,那位学生从学校带回几页油印的英文课外读物,郭沫若接过一看,是印度诗人泰戈尔《新月集》中的几首短诗:《婴儿的路》《睡眠的偷儿》《云与波》《岸上》……一读之下,郭沫若极感惊异。因为这是他先前从未见过的:“第一是诗的容易懂;第二是诗的散文式;第三是诗的清新隽永。”“那是没有韵脚的,而多是两节,或三节对仗的诗,那清新和平易径直使我吃惊,使我一跃便年轻了二十年!”

由此,郭沫若便与泰戈尔的诗结下了难解之缘,他开始四处寻找泰戈尔的诗来读。当时,泰戈尔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不久,他的诗在日本十分热销,作品集在东京还颇不容易买到。郭沫若读到《新月集》的全本,已是一年后升入冈山高等学校读本科时的事了:“我得到他的《新月集》,看见那种淡雅的装订和几页静默的插图,我心中的快乐真好像小孩子得着一本画报一样。”

1916年的秋天,郭沫若在冈山图书馆又突然寻出了泰戈尔的《吉檀迦利》《园丁集》《爱人的赠品》等诗集。一读之下,用他自己的话说:“我真好像探得了我‘生命的生命’,探得了我‘生命的泉水’一样。”阅读时,为怕人打扰,郭沫若找到一间很幽暗的阅览室,坐在墙角,面壁捧书默诵。在这样特别的情境里,郭沫若甚至因激动而流下感谢的泪水。他长时间沉浸在这样恬静的氛围中,从中午两三点钟有时要绵延到灯光燃起之时。这样的阅读和感受,使郭沫若在思想和艺术上受到了泰戈尔的深彻影响。

两个世界的遥远距离

这一段时间,郭沫若正与日本女子安娜(本名佐藤富子)恋爱。泰戈尔的影响和爱情的冲撞,使得郭沫若创作欲望被强烈激发出来。他陆续写出了《新月与白云》《死的诱惑》《别离》《维纳斯》多首,以及《牧羊哀话》中的几首牧羊歌,这些诗大都是为安娜而作的。譬如这首《晚步》:

松林呀!你怎么这样清新!

我同你住了半年,

从也不曾看见

这沙路儿这样平平!

两乘拉货的马车从我面前经过,

倦了的两个车夫有个在唱歌。

他们那空车里载的是些什么?

海潮儿应声着:平和!平和!

诗作中的泛爱思绪,精致又清新的风格,明白地显现出泰戈尔的深刻影响。

1917年左右,因为喜欢,郭沫若陆续翻译了泰戈尔不少诗作。到了下半年,他与安娜的孩子即将问世。这样,单靠郭沫若有限的留学官费,显然不能支持家庭所需。他便从《新月集》《吉檀迦利》《园丁集》中选译出一部分,辑成一部《泰戈尔诗选》,用汉英对照方式,加以注释,寄往国内寻求出版,想换取一些稿酬补贴家用,可结果却事与愿违。

当时的中国大陆,知道泰戈尔的人十分有限;更重要的,“郭沫若”是谁?更少有人知。他的那些或高歌奔放,或宁静冲淡的诗,是在几年之后才与国人见面,从而震动诗坛,赢得广泛声名的。故此,他写信给当时著名的商务印书馆,求售《泰戈尔诗选》,被该馆退回;再转而投问中华书局,也同样遭到拒绝……身处青春敏感阶段,身受生活和精神双重煎熬的郭沫若,遭受的打击可想而知。

这结果引起了郭沫若的别样反应。他一下子认为,他与泰戈尔不是一类人:泰戈尔是一位贵族的圣人,而自己是一个“平庸的贱子”。这两个世界的遥远距离,使他感到自己热爱泰戈尔是“僭分”了。现实压迫竟能导致人精神上如此大的变化,实在难以想象。可事实却正是如此:“我和泰戈尔的精神的联络从此便遭了打击。”

世上的事,有时可能因为一些看似偶然的因素,发生很大变化。这一点在郭沫若对泰戈尔的眼光转移中,可以清楚见出。

那部费去郭沫若很多心血的泰戈尔诗选,最后在辗转的途中竟然遗失了,以致后来汇聚他翻译作品的《沫若译诗集》中,没有收置一首泰戈尔的诗作,太令人遗憾。不过,在郭沫若的文章里,我们偶尔还能读到他翻译泰戈尔的诗句,此处不妨摘录一节,以窥斑见豹。1920年2月,郭沫若写有一篇《论诗三札》。该文对诗歌的内在韵律,这般论述:“内在韵律诉诸心而不诉诸耳。泰戈尔有节诗,最可借以说明这点。

请把你心中的秘密藏着,我的朋友!

请对我说吧,只对我说吧,悄悄地。

你微笑得那么委婉,请柔软地私语吧,我的心能够听,不是我的两耳。——《园丁集》第42首

这种韵律异常微妙,不曾达到诗的堂奥的人简直不会懂。这便说它是‘音乐的精神’也可以,但是不能说它便是音乐。音乐是已经成了形的,而内在律则为无形的交流。”

他的一首《岸上》第三节,还直接写到了泰戈尔:“我的阿和/和着一些孩儿们/同在沙中游戏。/我念着泰戈尔的一首诗,/我也去和着他们游戏。/嗳!我怎能成就个纯洁的孩儿?”

后来,这些受泰戈尔影响的诗作,陆续在《时事新报》“学灯”栏目刊出,这极大地激发了郭沫若的热情。然而不久后,他读到了美国大诗人惠特曼的《草叶集》。那摆脱一切旧有形式与内容的风格,雄健而宏大的气象,与“五四”时期青年的精神十分合拍。在惠特曼影响下,又加之“学灯”编辑宗白华的热切催促,郭沫若的诗歌火山被引“喷发”。1919年至1920年之交的三四个月时间,郭沫若创作出了他一生最优秀的一批诗作:《立在地球边上放号》《地球,我的母亲》《匪徒颂》《晨安》《凤凰涅槃》《心灯》《炉中煤》《巨炮的教训》……它们也催生了诗集——中国新文学史上浪漫主义诗歌的奠基和高峰作品——《女神》。

从以上历程可以看出,郭沫若最先是受到泰戈尔深刻影响的,而他的成名却有赖受惠特曼影响的一批诗作。时代需求和创作之间,常常并非如人们主观想象的那么契合,但它却有意无意左右了诗人的创作走向。这之后,郭沫若诗作中反映出泰戈尔影响的因素,已经十分稀薄了。不仅如此,随着时代的发展,郭沫若对这位给了自己许多近乎“涅槃”快乐的诗人,有了许多不满足。

艺术家创作道路的迁变

1924年,大诗人泰戈尔应邀访华。访华之前,国内多家报刊为此作了大量宣传:或翻译其诗文,或出“专号”造成声势……此时的郭沫若,无论文坛名声、地位,都非先前几年可比,思想上发生转折,也是意料之中的事。

此前的1923年10月,郭沫若写出一篇《泰戈尔来华的我见》的文章,表达了自己对诗人访华的看法。文章中,郭沫若对当时国内热热闹闹请文化名人杜威、罗素来华演讲,表示不满。他以为,一般国人对这些名人的思想并无精到研究,请他们不过是虚荣心的表现。在他看来,这热热闹闹的活动就像演办一次次“神会”一般;而当时准备请泰戈尔访华,在他看来,也不过是又一次“神会”罢了。

此时的郭沫若认为:“他(泰戈尔)的思想我觉得是一种泛神论的思想,他只是把印度的传统精神另外穿了一件西式的衣服。”“在西洋过于趋向动态而迷失本源的时候,泰戈尔先生的森林哲学大可为他们救济的福音。但我们久沉湎于死寂的东方民族,我们的起死回生之剂却不在此而在彼。”

对于泰戈尔宣传的主张,郭沫若认为在当时的中国是不必要的:“一切甚么梵的现实,我的尊严,爱的福音,只可以作为有产阶级的吗啡、椰子酒;无产阶级的人是只好永流一生的血汗。无原则的非暴力的宣传是现时代的最大的毒物。”我们可以看出,此时的郭沫若,已自觉地秉承唯物史观,并站在底层立场来观察、分析事物和运用各类主义思潮了,并不因为曾对泰戈尔非常钟情而放弃自觉的立场转移。郭沫若的这篇文章,也许还有文学同仁的影响也未可知,但他思想的转变是明显的,虽然时间才过去几年工夫。

人的生存道路、艺术家的创作道路,有时常常发生迁变。这迁变,有时是自觉的,有时却不由自主,受着时代风潮推衍而行。郭沫若先前极度迷恋泰戈尔,短短几年后便对其思想重新认知、批评可略为证明;今天我们记录下郭沫若早期的这一历程,也能提供一个认识人、认识诗人的个案。我们在分析、领会一个人、一位诗人的思想或诗艺演进时,有时不免简单模式化。但实际人的发展是极为复杂的,与时代,甚至诸多偶然因素都有丝丝缕缕的关联。

  • 编辑:宋砚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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